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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广告色剂】故人旧事·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30·

来源:http://www.hshlvy.com 作者:手机网投123 时间:2019-09-24 13:51

还有我那同班同学罗朝忠,下乡第二年春节他回重庆,就和街上邻居崽儿们混在一起,参加了好几次打架斗殴。据说,他挥舞一根扁担,敢于往人的脑壳上打,打倒过好几个人,因此也曾扬名一时。幸好他收手早,后来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,下场比我好多了。

还有一次是在大足邮亭铺。那是晚上,一个农民挑了两箩筐煤炭,硬要搭车。也是挤不上来,他一只手抓住车门的栏杆扶手,一只手稳着扁担,稳住那煤炭箩筐。也是火车出站时,被那电线杆绊下去了。天黑地黑,也不知其生死如何。

最有名的还是电镀厂一个姓周的家伙。因为罪大恶极,已经被抓进监狱,判了死刑,还没有执行。经过谋划,他假装要去厕所解手。那守卫是个新兵,又怕臭,未跟着他进去,只是在厕所外面等候,哪知那家伙趁机翻墙逃出监狱。他跑到成都和专县躲了一段时间,又回重庆来。那天刚好碰到上清寺一带戒严,两个“群专”对他产生怀疑,便上前查问。他带有一支手枪,一顺手,便将那枪夹在腋下。两个“群专”搜他的身,竟然未能搜着。他说他住在人民小学。两个“群专”还是有些怀疑,便跟着他往人民小学走。走进那巷道僻静处,那家伙猛地回过身来,把枪对准“群专”,骂道:“硬要跟着老子走,想讨死呀!”其中一个“群专”英勇,扑上去要夺那枪。他一扬手,就是一枪,将那“群专”当场打死。另一个“群专”转身就跑,他又是一枪,打中了那人的屁股。那“群专”受了伤,心一横,忍着痛,又返过身来要抓他。那时,他枪中已无子弹,只好逃跑。听见枪声,四周的“群专”都赶了过来。他却从那陡坡连爬带滚,跑到河边,扑进嘉陵江里,逃跑了。后来,他又潜回一号桥附近的工厂,还想再打死几个人。他在那下水道里躲了几天几夜,饿得受不了,才钻出来,向一个倒尿罐的居民老婆婆讨吃的。那居民老婆婆吓坏了,急忙向派出所报告,民警赶来,才把他抓获。几天后,他就被枪毙了。

“逃难”到成都,到专县,有“支左饭”吃,不用担心饿肚皮。但是,那吃的住的却极差。成都人小气,又排外,似乎给这些“逃难”的人饭吃,就算恩重如山了。而重庆人粗野,闲不住,便到处惹事生非。于是相互不满意,甚至发生冲突。我们学校“逃难”的几十个人曾住在四川省农科院,当时成都煤炭供应紧张,顿顿吃夹生饭,让我们心头很是不满。晚上,几个家伙便去试验田里偷香瓜来解馋,于是又与守夜人打起来。又不知是谁的提议,要成都人捐献东西给我们这些“逃难”者。重庆人想都没想到,送来的尽是已经破烂了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章,连一件像样的旧衣服也没有,只好丢得远远的。南岸有几个学校的反到底战斗团住在资阳,我去看他们。不知那一年资阳为何没有熟米,连街上饭馆都只卖糙米饭。糙米饭有一股潲水味,又硬,牙巴嚼得青痛了,也难以下咽。吃了几顿,便难消化。打起屁来,震天动地响,男女生都一样,先还笑话一阵,后来也就不再笑了。

发展下去,后来便形成黑社会那样的帮派,一些“武斗之花”便成了为非作歹的地痞恶霸。据说,到1969年,市中区便有八大金刚、十二路英雄之类,其中就有我们南山中学的好几个学生。那些“金刚”和“英雄”还很有些传奇色彩。我们南山中学那个叫“耗儿”的同学,住在下半城的文华街。据说有一次,“群专”(群众专政大军的简称)来抓他,他竟从楼上跳下去,抢了一辆自行车,蹬起就跑。“群专”急忙跑下楼,要去追,他却把手枪向后一甩,“砰——”的一枪,骇得那些“群专”立即趴到地上,眼睁睁看着他跑掉。

最好的地方是宜宾。刘结挺、张西挺曾经是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,宜宾当然就是他们的根据地了,也是“红十条派”的大本营。宜宾在全川最早成立革委会,其主任又是刘、张的同伙王茂聚。重庆反到底派的人到宜宾,凭介绍信便可在接待站领饭票,凭那饭票便可在饭馆或所住单位的食堂吃饭。于是,便乱开介绍信,冒领很多饭票,集中起来到饭馆换好吃的。即使住在学校工厂,隔几天也有牙祭打,也有油晕吃,以至大家都“乐不思渝”,不愿再走。我们在成都呆不住了,就赶到宜宾去,住在金沙江南岸的宜宾茶厂里,很过了几天好日子。吃了饭无事干,便坐茶馆打扑克。那翠屏山公园里,那人民公园里,尽是重庆人。宜宾又是金沙江和岷江汇合处,一到下午,江边游泳的,也尽是重庆崽儿。实在厌了,便你邀我约,三五成群,深入更偏僻的地区去抢枪,或者就参加“武装支沪”,到泸州等武斗前线去打仗。

如今,重庆人的火爆脾气似乎有增无减,张口老子,闭嘴×妈,欺软怕硬、凌强欺弱,动辄出手伤人的事,随处可见。我们这一代人如今虽然大多年过花甲,但也有不少人依然火气冲天,“敢同恶鬼争高下,不向霸王让寸分”,一身戾气,经常在公共场所撒野。记得文革前重庆人不是这样,那时人们要讲理得多,吵骂事倒有,动辄打人却极少见。现在这种坏风气,说不定也是武斗所造成的一种后果,也是文革的一笔可悲的遗产!

30.反到底“逃难”

李正权

那天我的运气好,看他们钻进厕所,我不愿意去闻那屎臭,正准备不走了,忽然听见有人在车上喊我的名字。一看,原来是黄山红一连的一个排长,叫何蜀光,是二中的高中学生。他正坐在窗前,伸出手来,硬把我拉了上去。太挤了,那桌板上已经坐了一个人,我只好和那人背对背坐着,我的两只脚也拿不进去,只好悬在窗外。那是“三一五指示”下来后的那次“逃难”。何蜀光对我说:“这是最后一次‘逃难’了!”看他那样充满信心,我却说:“不一定哟。”

重庆古属巴国。巴人尚武好斗,称著于史。但是,历史进化了两千多年,现代重庆人留有巴人血统的,几乎绝无仅有。不知为什么,巴人那好斗的脾气却在现代重庆人身上发扬光大。有人说,重庆气候炎热潮湿,重庆人又喜欢麻辣烫的饮食,这影响着重庆人的性格。干燥、粗鲁、好斗,再加鬼心眼多,使重庆崽儿在武斗中大显身手。在成都,在专县,重庆崽儿的名声都相当了得,几乎无人不感叹。

【广告色剂】故人旧事·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30·反到底“逃难”/李正权。那时从重庆往西跑,路只有一条,那就是乘火车走。一到“逃难”高潮时,那火车站的拥挤程度,并不亚于现而今的春运民工潮,只是那时秩序更乱,也就更显拥挤。1967年年底,铁道兵已经进驻重庆,准备修建襄渝铁路,火车站便由铁道兵守卫,并负责维护秩序。没有车票,要进站上车,很难。于是便买一张到江津的票(1.20元),甚至只买到九龙坡的票(0.20元),混进站去,反正上了车就再也没有人管,管也管不了。

当时,我已经下乡到了农村,这个故事是一个同学回重庆听来后给我讲的。那时,已经开始流传诸如“一双绣花鞋”、“三下南京”之类的故事,这个故事流传很广。那个同学在讲这个故事之前,还讲过另外一个故事,是关于黄廉的,但因为太离奇了,我不相信,对这个故事我也不太相信。不过,这个姓周的从监狱中逃脱以及后来在下水道里被发现,《重庆公安志》上有记载,肯定是真实的。但周某与“群专”的遭遇,我估计是有人编造的。

刘结挺、张西挺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,曾分别担任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。文革之前,因为反对李井泉(现在说是严重违法乱纪、合谋打击陷害干部群众),二人被撤职,被开除党籍,还被关押起来。文革开始后,他们跑到北京,获得中央文革的信任,开始飞黄腾达,让他们的野心更加膨胀,想当四川王,于是就暗地里支一派打一派。但是,刘、张毕竟是因为反李井泉而受难的,在“红十条派”看来,反对刘、张,就是为李井泉开脱,就是保李井泉。因此,“红十条派”就更把反对刘、张的“红成”、八一五派看作是保皇派了。

不仅男生如此,女生也一样,个别女生用皮带打人比男生还凶。

这三次“逃难”我都参加了。

武斗中最“天”的是初中学生,十四五岁的,到懂事不懂事的,又最不怕死。如果平时就爱搞点小动作,搞点恶作剧,武斗中更是什么怪花样也想得出来。坐土飞机、吊鸭儿凫水、钻工事、“下零件”(割鼻子耳朵什么的)、剃女生的光头,不晓得创造了多少刑法!有的比渣滓洞、白公馆那些军统特务都还要绝。二十九中反到底派的一个女生被学校的八一五派抓住,八一五派将她那一对美丽的长辫子绞去,还在头顶上给她剃了一个十字。那女生只好将头发全部剃去,跑到上海去买了一个假发戴上。有一次反到底派游行,在凯旋路抓到一个人,据说是八一五派的。一个家伙冲上去,问三不问四的,便扯出小刀来,将那人的耳朵割掉。鲜血顺着那人的脖子往下流,惨不忍睹。这是我亲眼所见。我们学校那个女头头在解放碑大街上被八一五派抓到二十九中,挨打不用说了,竟被灌了两大碗红广告色水!

有了票,进了站,要挤上火车,还要花更大的劲才行。车厢早已挤满,连门口也堵死了的,哪能上得去,只好爬窗门。窗门里的人又不让爬,于是便争吵打架。爬不上去的,便将厕所窗门用砖头打烂,从厕所进去。车厢里再放一只脚都难,于是只好呆在厕所里。那小小的厕所,不足一个平方米,又脏又臭,也成了争夺的对象。有一次,我们学校的人占据了一个厕所,竟钻进去七个人,而且还要那样站到内江!那便槽里还有粪便,一个叫赵时国的初三同学实在看不下去,就找了一根棍棍去掏,结果就得了一个外号叫“掏屎棍”。

重庆崽儿火气大,手中有了枪,腰便硬起来,哪怕一个小把把小瘪三样儿的家伙,也敢跳起来,扇牛高马大样儿的人的耳光。有时,哪怕是战友,动辄也将枪扯出来,要武力解决,战友也就可能演化成敌人。不过,往往又不打不相识,有时敌人又演化成朋友。在煤管局,我们与五十一中的崽儿发生矛盾,我们学校的几个亡命徒赶来,一上楼便是一枪。那人虽然没有被打中,却吓得急忙趴下。后来,坐下来“拿言语”,那打枪的和那挨打的竟抛弃前嫌,成了生死之交的好朋友。

还有一次是在简阳到成都之间的一个小站,记不得是红花塘还是石板滩了。火车停了一阵,车厢顶篷上的人可能坐累了,便站起来伸伸腰活动活动手脚。后来火车又开动,站着的人便又坐下。其中一个“天棒”崽儿却不坐,站在那上面大呼大叫的,好得意。那时都是蒸汽机车,烟囱里冒出的浓烟里,常有芝麻大小的煤粒,风又大,不管是坐是站,只能脸朝后,不能脸朝前。火车出站不远,就有隧洞。如果坐着,刚好能躲过。那崽儿只顾得意忘形,那知死神已经逼近。正好又是弯道,车窗前的人见了,大声喊,他又听不见。说时迟,那时快,火车一进隧洞,他就被绊了下去。火车好高,速度又快,摔下去能活出来的机会几乎为零。可怜他“逃难”,把命也送脱了!

据说,武斗中被灌阴沟水的,甚至被灌尸水的,都有。南岸窍角沱中学反到底派中有一个外号叫“大眼镜”的,就被灌过尸水,后来一提起就打干呕。他是九一纵队红二连通讯班的号手,一张稚嫩的脸上戴一个很大的眼镜,斯斯文文的样儿。别人告诉我,这个事不能直接去问他,一提起,他就要恶心,就要呕吐。我只好问他们那个叫“小脑壳”的头头。“小脑壳”告诉我,他在沙坪坝被人“点水”,被抓到重大去,挨了一顿饱打。天气又热,好口渴,他要求对方给点水喝。求了又求,对方才递给他半碗水。由于双眼被黑布蒙住,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水,咕嘟咕噜就喝了下去。喝下去了,对方才告诉他,那是尸水。他立即“哇”的一声就吐出来,然后就不停地吐,把胆汁都吐了出来。“小脑壳”说:“那是不是尸水不知道,但至少可以肯定是阴沟里的水,脏得不能再脏的,八一五真的黑心!”后来,我看到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某人写的回忆录,也承认有过拿尸水给俘虏喝的事。

可是,你不找他,他要来找你。只要见到重庆来的火车,沿路的八一五派都要组织人马,荷枪实弹,来寻衅滋事。看到不顺眼的,就盘查,动不动就打人。为了捞点好处,一些地方的八一五派甚至用武力拦截火车,然后搜查武器,洗劫财物。1968年7月,我们“逃难”去成都,就在隆昌附近的石燕桥被这样拦截过。他们把车上的人全部赶下车,然后把留在车上的东西全部洗劫。折腾了半天,好像没有多大的收获,又让我们一个跟着一个上车。每个车门都派上两个家伙,一左一右,挨个搜身,除了武器,值钱的东西也一律被抢去。

重庆崽儿有枪,从不显山露水,带枪出门,大多子弹上膛,扯出来就可以射击。这与成都崽儿完全不同。成都崽儿生怕人家不知道,把枪吊在屁股上,一甩一甩的,像个烂丘八,于是往往成了重庆崽儿下枪的对象。以至到后来,成都崽儿几乎不敢带枪上街,见了重庆崽儿便心虚三分,退避三舍。

好在那时与解放前灾民的“逃难”不同,我们都不带行李,最多只背一个军用挎包。车厢里的行李架上也坐满人,常常将行李架坐塌,一个个又掉下来,落在车厢里的人头上,引起一阵骚动。最苦的是女生,人那么多,厕所又被人霸占着,尿胀了,往往只好屙在裤裆里。于是,那车厢里的臭味,叫人睁不开眼。

武斗使好多重庆崽儿失去了人性,而且是失去了最起码的人性。如果在战场上,双方真刀真枪的,你亡命一点,似乎还可以原谅,甚至还可以称为英雄。而枪毙俘虏、殴打俘虏之类烂摆杂,哪还有一点英雄气可言?越到后来,这种恶劣行为越泛滥,两派的法西斯味道也越来越浓。小龙坎中学是1965年才新开办的,只有初中一年级学生。那儿是八一五派的根据地,没有武斗可打。于是那些十三四岁的“天棒”崽儿便把本地区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集中到学校,施以各种苦刑,前后竟逼死十多人!活着出来的现在谈起,都还心有余悸。

实在上不了车的,便吊车门,便爬车厢顶篷。那真是拿生命作赌注了。我亲眼三次看见有人被火车摔下,真叫人触目惊心。一次是在小南海,一个背大铺盖卷的,硬要上车来。车门口已经挤满了人,连最下面一步的铁梯也坐着人。他只能吊着那栏杆扶手,背向着车外。火车出站,速度逐步加快。他那背上的铺盖卷鼓起好大一砣,被路旁的电杆一绊,将他绊歪。他还未回过神来,下一根电杆又来了,再给他一绊,便将他绊下去了。车窗边的人几乎都看着他这样摔下去,只有叹气而已。那时,火车速度还不算快,估计他只是摔伤了,不至于卷进车轮下送命——如果他幸运的话。

黑社会的形成,是武斗的副产品,对社会造成的危害,可能比武斗还大。1968到1971那几年,抢劫的,杀人的,打群架的,什么都有,而且都是成群成伙。以至不少街道、不少院子都自发组织起护院队,也不管是哪一派的了,碰上来抢劫的,便一起打。黑社会团伙之间经常火并争斗,或是为钱,或是为地盘,或是为一个烂女人,几十人成百人打群架,扁担铁棒乱砍乱舞,甚至火药枪乱射。一场群架打下来,不知有多少人受伤,躺在马路中间呻吟叫唤。“群专”费了好大的劲,都未有效遏制住这种群架。在下乡的知青中,这种情况也普通存在,几乎每个县城都发生过知青团伙之间的殴斗。我有好几个同学,就因为参与过这种殴斗,招工时大受影响,以至在农村多呆了好几年。

“逃难”的人太多,给省革委增加了好大的财政负担。李大章便出来说话,其中一句叫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”,一则是给重庆方面施加压力,一则劝反到底派“杀”回重庆闹革命。一直捱到1968年9月初,反到底派才大规模从成都、从专县“杀”回重庆,结束了那“逃难”生涯。

早在文革之前,重庆的武术活动就很活跃。每天晚上,人民公园里都有练打和练挨打的人,人称操“扁卦”。那练挨打的其实就是学气功,先让人用巴掌打,然后再用拳头打,再后就用扁担铁棒之类打。打一下,那挨打的人便“嗨——”地一声,竟平安无事。武斗后期,一些武斗人员,还有一些在家闲闷了的逍遥派,便找上老武术师,纷纷操起“扁卦”来。同是一个师傅,也就不讲反到底八一五了,于是便结为兄弟伙。有了这样的兄弟伙,要“拿言语”也就方便多了。某人被对方抓走,便派人去找对方一派的兄弟伙,看到兄弟伙面上,私下活动,或劝或威胁,逼迫抓人的人放人。有这种功效,于是迅速普及开来。最典型的是市中区官井巷中学八一五战斗团(简称官中八一五),他们与好多学校的反到底派都伙到了一堆。我们南山中学的学生大多家住解放碑周围,不少人与官井巷中学的学生是邻居,是小学同学,因此,我们也和官中八一五伙到了一堆。有一天,我们一伙人坐在官中门口耍,被我们学校的八一五派发现,他们组织一伙人扑上去要抓我们。哪知,官中八一五的人一下冲出来,把他们打得个落花流水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也就宣告两派争斗已经变色,武斗初衷已经改向。

李正权

重庆是个工商业城市,有繁荣的水陆码头。近代以来,各地商贾纷纷涌入重庆,例如陕西街便是当年来重庆做生意的陕西人聚居之地,还有赣江街,还有湖广会馆,以致当时的巴县县政都要问讯于“八省会馆”。抗战时期,大量的下江人又涌入。解放后,特别是“三线建设”期间,又有大量的北方人、上海人等迁移进来。这种背景使重庆人的江湖味特别浓。重庆崽儿讲义气,这种义气发展到后来,就走向了反面,形成了黑社会。

成都和专县并不像重庆有个“革联会”,并不要因为要“砸”要“保”而分成的两派。但重庆两派都把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相同的看作是战友,于是就把重庆两派的名称估倒加到成都和专县的两派头上,也称他们为砸派或保派。更有甚者,是把他们叫作“土砸”、“土保”。实际上,不少地方与重庆反到底派观点相同的,原来是在“保”本地的类似于“革联会”的机构,或者相反,专县那些要“砸”本地类似于“革联会”的机构的,反而与重庆八一五派站在了一起。这就显得有些混乱,后来就有人出来统一称呼,把拥护省革委(先是“省革筹”)的称为“红十条派”(因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文件是十条而得名),把对方称为“反红十条派”,这当然是“红十条派”的人想当然了。实际上,当时省革委主要领导是张国华、梁兴初、刘结挺、张西挺。梁兴初曾经是五十四军的老首长,公开表态支持重庆八一五派,而刘结挺、张西挺两口子(简称刘、张)则是支持重庆反到底派的,张国华只好在中间协调,“和稀泥”。因此,所谓“红十条派”拥护省革委是假,拥护刘、张是真。而所谓“反红十条派”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帽子,也没有在全省统一过自己的派别称号,重庆人一般都称他们为专县八一五派。因此,成都和专县的两派,实际上也就与是否拥护或反对刘、张为分水的。

42.重庆崽儿

其实,最恼火的,还不是挤火车,而是一路上被拦截,随时都有被八一五派抓走的危险。从重庆到内江椑木镇,也就是内江前一个站,还没过沱江大桥,都是八一五派控制的。八一五派知道,那火车上的人都是“逃难”的反到底派,胆大的便带一队人马到车站,趁机打劫,耀武扬威的,打“粑和”,不知有多少人在那儿挨过打。有一次,在江津德感,我在车上看到几个八一五派围着一个反到底派的人乱打,车上的反到底派同伙便冲下去帮忙,双方在站台上拳头棍棒打起来。毕竟是八一五派的地盘,不一会儿便从站外冲来一队提着枪的人,将那几个反到底派围着,枪托皮带乱打,打得那几个家伙皮青脸肿。火车开动了,还有两个被扣下,抓进那楼房去了,也不知生死如何。由于类似的事太多,各单位当头头的每到一个车站,便要派人将那些火气大的、爱惹事的“天棒”崽儿管住,尽量不让他们下车去,免得发生冲突吃亏。

北京男子被称为汉子,上海男子被称为小生,而重庆男子则被称为崽儿。据考证,崽是孩的音变字。杨雄《方言》:“崽,子也。”李实《蜀语》:“谓子曰崽。”高士奇《天录识余》:“今北人骂顽童曰崽子。”重庆男子泼野放纵,总给人一种幼稚而不成熟的感觉,因而被称为崽儿。不仅十几二十岁的自称崽儿,就是三四十岁的也常被人称为崽儿。不仅男子称为崽儿,女子也可称为妹崽。不仅那些社会底层爱说下流话的人,也就是所谓水流沙坝的人被称为崽儿,连一些文人学士也以当崽儿为荣。有一年,《重庆晚报》编了一本书,就叫《重庆崽儿重庆妹》。

不管怎么说,当时四川两大派却相互对峙,大约以内江泸州一线为界,西边是“红十条派”的地盘,东边是八一五派的天下,再东边的涪陵、万县又是“红十条派”的地盘了。重庆反到底派“逃难”,绝大多数都是往成都方向跑,也有的往涪陵、万县跑。望江“金猴”就曾跑到涪陵去躲过。不过,那时去涪陵、去万县,只能坐船,交通不便,去的人少。望江“金猴”去涪陵,是抢了厂里的船,自己开船去的。那时,内江到成都,成都到绵阳,内江到宜宾,几乎每个县城都有重庆反到底派的“逃难”队伍,其中尤以成都和宜宾最多。特别是宜宾,一个小城市,突然挤进那么多重庆人。大街上一走,几乎都是二不挂五的“逃难”者,反而难以见到当地人,也是一大怪事。

其次,重庆崽儿又敢于先下手,问三不问四,打了来再说。在成都,只要发生武斗(幸好那儿武斗并不厉害),打头阵的都是重庆崽儿。1967年12月,成都“八二六”在人民南路广场开了一个什么会,然后游行。队伍走到工人文化宫门前,占据文化宫的“红成”开动喇叭大喊大叫。成都人无所谓,自己游行自己的,不予理睬。游行队伍中的重庆崽儿却被激怒了,便有十来个邀约在一起,往广播站大楼里冲。于是便打起来,于是便有更多的重庆崽儿到附近的杂货铺去抢来扁担铁铲什么的,冲上去支援。片刻功夫,便将那广播站围得水泄不通。大约因为广播站大楼里筑有工事,冲不上去。于是又有亡命徒爬栏杆,爬窗门,翻墙越壁,往楼顶上爬。广播站里毕竟是成都人,不像重庆崽儿那样敢往死里打,竟让那些亡命徒爬上楼顶。爬上楼顶的重庆崽儿将那一排排大喇叭砸了个稀烂,从楼上摔下来。于是,楼上的“英雄”和马路上的人一起欢呼,令成都人瞠目结舌。据说,被重庆崽儿这样一打,“红成”后来就只好撤退,工人文化宫也就被“八二六”派占领了。

重庆站原来很小很破旧,售票厅更不像个样儿,面积可能还不到100平方米。买票的人多,全靠力气大才能挤进去。一个学校的人往往选几个大汉,齐心合力往里冲。更有绝的,把人抬起来,爬在人头上往里挤。有一次,我就是这样被同学们抬起来,从人头上爬到售票窗口才买到票的。于是,骂天骂地的,打架斗殴的,当然也就免不了。不过,打也打不起来,都是一大群,一说又都是一派,说不定还曾在一个战壕里呆过,往往相互撒几支烟就和好,就完事,叫作“拿言语”。后来,有当兵的来维持秩序,维持不了,只好用枪筒左右乱打,好歹才将那混乱局面控制住。那枪筒打在背上,一打一个青疙瘩。不过,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,挨打的也理解,最多骂两句也就算了。

首先,重庆崽儿不怕死,爱惹事,喜张狂,越是危险似乎越有刺激。1968年4月,三十八中的一伙学生抢了一辆卡车,准备开到绵阳去抢枪。那时的司机,绝大多数都是无师自通,都是“黄司机”(指技术不好的司机),往往把车子开得东摇西摆的。路上要过一条河,先是顺着河的流向的一个长下坡,然后是一个90度的急弯,然后上一座大桥。“黄司机”也不管那么多,下坡不减速,见到急弯就是一盘子。车上的人看到那河边洗衣服的姑娘,拍手高喊:“好麦子(好妹子的谐音)!好麦子!”都没注意。卡车一个急转,把车上的好几个人都甩了下去,甩到那河滩上,长躺躺的。卡车开到大桥中间,司机才发现出了事,急忙停下去看。哪知那些甩下去的人却爬了起来,哎哟哎哟乱叫,然后又哈哈哈哈大笑。原来那是沙滩,又不太高,没有伤着他们。后来,他们给我讲起,都还笑呢。

何蜀光懂音乐,笛子吹得特别好。那天,他就带有一根笛子,在那混乱龌龊的火车车厢里吹着,给我们多少带来一丝安慰,一点“美的享受”。武斗停止后,他竟然假冒八一五派,趁五十四军调防云南招“文艺兵”之机,混了进去,当了几年兵。改革开放后,市工商局办了一张《个体经济报》,我和他又在一起同事了将近一年。后来,他凭自己的本事进了重庆电视台,当了音乐编导,还是很有造化的。

耿直,讲义气,善变,是重庆崽儿的三大特点,但却透露出重庆崽儿幼稚。所谓耿直,不外乎有话就说,有屁就放,有钱就花,没有城府,不加考虑,不留后路而已,这不正是不成熟的表现吗?年轻人操社会,一个人势单力薄,便要与人结成兄弟伙之类,于是就要讲义气。到了一定年龄,还把讲义气作为为人处世的第一要义,实际上表明并没有获得独立于世的本领和力量,还要像年轻时一样,依赖于他人。善变可以适应环境,可以有利于改革,但没有根基没有原则没有计划的变,只能是小娃娃水平。事实上,在武斗中,重庆崽儿的这些特点都暴露无遗。重庆武斗成为全国之冠,打得最激烈,打得最残酷,和重庆崽儿的这些特点不能说没有关系。

交枪后,反到底派失去了优势,挨打的机会也就增多。一有风吹草动,反到底派就成群结队往成都跑,往专县跑,被称为“逃难”。1967年9月以后的一年内,反到底派掀起了三次“逃难”高潮:第一次是1967年底,首先是北碚反到底派武斗队猛虎团打不过八一五派,撤到永川,引起大批反到底派的人往外跑。第二次是1968年3月中旬,中央出了个“三一五指示”,是支持反到底派的,引起八一五派激烈反弹,反到底派的人恐惧八一五派进行“垂死挣扎”,又一窝蜂往外跑。第三次是1968年7月上旬开始的,因反到底的三个武斗根据地望江厂、建设厂、江陵厂相继失守,反到底派人心惶惶,又纷纷出逃。据当时的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在一次讲话中说,重庆反到底派“逃难”到成都和专县的,至少有十万人!如果按“逃难”的人次计算,那就更多了。

那时,四川两大派,各有一个堡垒,一个是重庆,一个是成都。成都与重庆反到底派观点相同的是八二六派。八二六派有省革委(前期是“省革筹”)以及驻军支持,把对立的一派“红成”(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简称)压住,但却不能完全把“红成”打垮,与重庆正好相反。其他专县与成渝两地不同,一旦某一派占了多数,掌了权,便将另一派打成反革命,或者全部赶走,或者不许乱说乱动,因而往往形成一派占统治地位的清一色的状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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